这一次决绝的动员方式影响深远。

特别是要看到，2013年和2014年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总有人主张走老路，搞刺激政策，追求短期GDP增速高一点，以至于有时不是在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是在加重上述负面效应，使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不能很好地减轻或消除。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制造业向产业的中高端延伸，向两头延伸。

要又大又强，就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用现代技术改造制造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巿场竞争力。因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包括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增加研发投入（美国已将全部研发投入算进GDP了）。比如医疗收费制度改革，中国公立医院挂号费太低，对医生的劳动付出报酬太低，导致医院普遍靠卖药赚钱，药品价格虚高，这是很不正常的。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发展 在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促转型，关键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新常态的表述比三期叠加更为准确 中国经济现状，用新常态的表述比前一段时间所谓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阶段的表述更为准确。

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增长放在下一年五大任务首位，并提出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就是要努力把没有水分的、质量效益较好的7％左右的经济增速作为2015年的首要任务，把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控制住。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很重要。要健全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机制，增强流动性应急方案的可操作性，提高压力情景下从金融市场而不是从央行获得应急资金来源的充分性和可靠性。

不过，由于房地产相关贷款存在较高的安全边际，即使房价全国普跌，贷款仍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因此，这两个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实际最终反映在房地产行业上，大部分风险其实是重叠的，如果独立来看待这三个领域，显然夸大了当前的风险。银行体系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加大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隐患，体现了银行经营的内在脆弱性。最后， 只要国民经济不出现硬着陆，全国房地产市场短期内量价大幅超调的可能性就不大。

而从存贷款平均期限差来看，根据测算，已从2006年的1.87年扩大到2013年的2.87年，差距明显拉大，期限错配情况进一步加剧。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显著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多种渠道资金共同指向了房地产，包括当前议论较多的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两大风险领域。

而且研究也表明，即使利率大幅上升，对借款人负债成本的影响有限。另外，房地产调整不可避免会影响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和销售策略，应引导舆论做好正确宣传，稳定市场预期，争取实现房价的稳定和逐步回落，最终促使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和软着陆。还要引导和鼓励房地产开发商的兼并收购，用市场化手段化解潜在风险。此外，近年来，商业银行大量开展的同业业务增长迅速，并进行错配以谋求最大化盈利，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期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

在国内定向宽松和刺激经济支持下，投资和国内消费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持续的拉动作用，再加上外部经济体的缓慢复苏，出口有所上升，GDP短期内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宏观层面，银行业规模相对实体经济规模比重进一步上升，且这个趋势尚没有改变。在金融监管方面，要将房地产领域的系统性风险防范和监测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中之重，坚持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差异化运用和执行。集中度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流动性 系统性风险 。可考虑借鉴香港金管局的做法，引入稳定资金要求（SFR）工具，要求信贷增速较快的银行，补充更多的稳定性强的融资来源，从而一石双鸟，将信贷增速的调控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结合起来，将影响系统稳定的特定风险内化为对单体机构更高的流动性管理要求。

三管齐下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 首先，应以金融结构改革提升金融市场弹性和韧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和各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此外，新型城镇化、制造业的持续升级等也将给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带来较大空间。2009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企业整体资产负债率逐年攀升，2014年一季度创高至76%。持续观察表明，目前，在以上三个触发点上，房地产成交量价的变化是最不稳定的，如何避免其出现短期快速超调，是后续调控政策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如何充分借鉴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更加有效地识别和评估我国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者面临的重要任务。房地产信贷呈现四高特征，即高行业集中度占比、高房价期发放占比、高一线城市占比、高商业地产占比，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房地产行业信贷在总量和结构方面存在的系统性隐患和脆弱点。在银行管理方面，要加大风险排查力度，避免由于家庭偿债率（DSR）、房地产抵押品估值不准导致出现系统性的偏差。

应继续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提高新增融资中的直接融资比例，增大债券市场二级市场交易活跃程度，改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结构。识别潜在系统性风险隐患 我们试图从导致系统性风险的三个条件即集中度、关联性和流动性，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在外部约束方面，借鉴国外经验，央行应对寻求额外流动性支持的银行实施惩罚性贴现利率，并加大市场信息披露，更好地发挥市场对金融机构不审慎经营行为的约束作用，以逐步改变商业银行对于央行短期流动性支持的过度依赖。值得一提的是，房地产相关贷款具备较强抗风险能力的结论，需建立在绝对避免出现银行风险管控尺度放松和房地产估值的系统性偏差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否则会加大或埋下潜在系统性风险影响。

其次，要确保房地产软着陆，避免出现量价急跌引发全面系统性风险。我国影子银行是在信贷持续收紧的背景下，作为银行信贷的另辟蹊径而出现，其最终去向不外乎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传统信贷热衷、却受监管和调控政策限制的行业，其实质仍是类信贷活动。

其次， 我国目前整体通胀预期较温和，不具备大幅提升官方基准利率的条件，同时从金融市场各种产品的定价来看，一些通胀预期也已经基本提前反映在价格之中。在银行管理方面，要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意识和技术水平，改变依赖同业和央行进行短期资金管理的习惯，加强对资产负债期限的主动管理，尤其要把短期期限的缺口控制在适当水平。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年通过实施和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房地产信用风险总体得到了有效监控和管理。要进一步正对按揭贷款、开发贷款以及商业地产实施差异化风险管理，要逐步推进压力测试工具的规范化和常态化使用，不断提升压力测试在防范区域性和行业性风险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流动性风险则随着风险的不断增加，也越来越受到金融机构、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重视，相比去年六月流动性事件，各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都有一定的强化。在政府方面，应落实分类调控政策。

最后，要缓解不断加大的流动性风险压力。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是解决中国银行业资产刚性扩张和影子银行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金融市场弹性和韧性的重要手段。

在金融监管方面，要继续使用存贷比工具，但可适时调整存贷比计算公式。讨论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一定要将融资对应的基础资产联系起来。

目前部分二三线城市量价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但是个别二三线城市房价即使下跌20%-30%，也并不具有系统性影响。有风险的影子银行业务中的40%以上直接或间接投向了房地产中期，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必须与金融改革同步推进才可能改善社会融资结构和效率。二是通缩风险的现实存在性：中期压力是通缩风险和通缩预期，但不存在短期通缩现实性（物价负增长），2015年CPI预期中枢为1.8%，波动幅度为正负0.1个百分点。

三是经济发展受长期问题制约：制造业竞争力不足导致的持续性超额潜在供给在长期不可逆转，去产能化是新常态的表现形式之一。2012年以来的变化在于，由于影子银行和表外业务的崛起，融资平台、基建和房地产成为主要社会资金投放领域，则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负债端稳定性下降，但资产端的长期化有增无减，两端矛盾导致流动性风险上升。

这同时需要在中期推动财政-金融一体化改革。即使存在短期景气波动，但长期经济增长点仍处在缺失状态。

二、经济波动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问题 一是经济增长水平的既定性：总需求不旺导致2015年经济运行呈现稳定的较低水平均衡，经济增长率中枢为7.1%，波动幅度为正负0.1个百分点。二是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局部和一般均衡认知存在不一致性。